地方财政面临的压力与1998年的改革情景有所不同。1998年的改革先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将不必要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项交由市场，随后才进行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而现在，尽管财政要求降低成本，政府的职能却并未相应减少，有些甚至在增加，形成了财政压力与职能增加的矛盾。

1998年的大刀阔斧主要得益于当时仍有许多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专业领域，政府对其的直接管理没有了市场化的理由，导致可以进行明显的机构撤销和人员减少。而如今，市场经济已经成熟，企业已成为市场主体，许多新增加的职能却依旧必须由政府承担。地方财政的压力越发显著，预计到2025年，地方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将显示出不平衡，而政府性基金的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在当前形势下确实有了降低行政成本的动力，但困难在于财政资源下降与职能却在增加之间的纠结。经过一些机构改革，虽然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编制有所精简，但对于县乡的机构调整却并未显著。财政困境下，公务员的削减往往不是首选，通常是先从日常支出和外部服务入手，再到事业单位和公共投资的控制，正式编制的削减则相对最后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县级政府在收入减少的同时，仍需要完成相同的任务，但可用资源却减小。这种隐性压缩常常体现在维护设施的减少、人员招聘的停滞以及对外部供应商的拖欠上。这也造成基层干部承担了更多的工作，许多任务需依赖形式化的检查和记录来完成。

与1998年的情况不同，现在的新增任务很多涉及金融监管、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领域，难以直接交给市场来解决。同时，地方在考核和监管措施下，也难以轻易决定放弃任何既定任务，总体上似乎每项任务的资源都在减少，执行的形式化倾向加重。

想要实现类似1998年的改革，需要同时解决几个关键问题：首先理清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和财政划分；其次合并重复设置的公共服务机构；最后在设置新增任务时，应当适时淘汰低优先级的任务。否则，仅仅将几个部门合并，虽然名义上减少了机构，但任务依旧存在，反而可能加大协调成本。

未来，除了关注精简政府的提法，还需关注三个主要信号：县乡事业单位是否真正合并、退休人员的补充是否明显减少、中央对地方的考核及督查是否系统性减弱。只有当这三项信号明显时，才可能真正体现出政府边界的重新定义，或许会迎来一次新的改革时期。同时，也可能出现政府更多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和债务来承担原有职能的趋势，这将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规模。